说“团派”抓了三人，出了两条人命。“团派”的孙耘和另一个姓王的同学只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承担责任。当时人多手杂，七手八脚，到底是谁打死的，也不好确定。就把孙耘当首犯，送到海拉尔关押，从１９６８年一直到１９７９年。这１１年间，孙耘有６年是坐牢，其余时间是劳动改造。但是没有正式判刑。 孙耘是１９６２年考进清华，是当年河北省的理科状元。在清华他是个好学生，平时表现也不错，但不知为何加入了“团派”。粉碎“四人帮”后，孙耘事件就成了清华一件有名的大案。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找我谈话，让我重新组建党委宣传部（文革前我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部组建之前，要我先帮他抓落实政策工作（主要是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他说，在清华落实政策阻力很大。很多领导干部自己挨过整，也整过别人。我知道，他说的情况是事实，蒋南翔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但文革前他也整过不少人。何东昌在文革中也被整了，但从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三十年间，除了文革中他和所有干部一样被“群众运动”冲击和１９７４年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批了他右以外，他都有整人的帐。所以，何东昌对平反冤假错案总的来讲并不积极。刘达说：“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很坚决。清华的冤假错案很多，必须彻底搞清楚，否则拨乱反正是很难的。”他叫我在第一线，有困难，遇到问题可以找他，或者找张健、胡启立、汪家?
，他们和文革前及文革中的清华没有多大牵扯，会此较超脱一点。这时我才明白，刘达为什么一方面要启用“清华牌”的干部，一方面又把这几位非“清华牌”的干部调来充实领导岗位。用心可谓良苦。至于我自己，因为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如今恢复工作怕别人说我搞报复，所以要求回避文革中与我自己有关的问题。刘达同意，说：“涉及你自己的事，你可以回避，但总体还得你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