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除非它能达到某种目的，否则即无价值。民主这东西也仿佛人要吃饭一样，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无之必不可，而有之却不必即可。这里面包含有一个默契的、不言而喻的假设，即人性中的美好，通过民主便可以释放出它的能量，这是人类自求多福的唯一道路。帕斯卡曾有名言“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更准确的说法倒更可能是：人既是天使，又是禽兽。假如人性中也有禽兽性的一面，民主是否仍然是一剂灵丹妙药？反对民主的思潮，正是从反面使得民主理论得以深化的。禁欲主义固然行不通，但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能走向人欲横流。民主制在文化思想上的含义就是：怎样把禽兽转化为天使，而不是把天使转化为禽兽。两个多世纪前，卢梭就曾慨叹：要制定一部完美的立法是那么的难之又难，简直需要人民都是一群天使而后可。
后来，康德修正他说：制定一部完美的立法并不需要一群天使而后可，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此智慧。多么深切的答案：只要他们有此智慧。智慧使人认识自己的利和害。不像圣书《创世记》所说的，认识善与恶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反之是人类进步的基础。
反对民主的思想家们是不大相信群众的。林肯相信群众大多数终归是正确的，尼采和易卜生却相信真理总是在少数人一边。韦伯则认为政治总是由少数人决定的，那么结局便只好是孔圣人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认为17世纪经历了一场感性分裂，西方始终未能从那场分裂之中恢复过来。事实上，更深刻的分裂倒不如说是19世纪人文价值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分裂。赞成民主与反对民主两派，都没有能解决这场分裂。梅恩在哲学上是个保守派，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感染到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支配他政治观点的始终是对群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为“群众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幸福，怎样才能促进幸福”。结果便是群众专政和个人（或寡头）专政实质上并无区别（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民主制终会转化为独裁）。梅恩认为19世纪的英国没有意识到民主制的危险，正如18世纪的法国没有意识到贵族制的危险。
后来，康德修正他说：制定一部完美的立法并不需要一群天使而后可，即使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此智慧。多么深切的答案：只要他们有此智慧。智慧使人认识自己的利和害。不像圣书《创世记》所说的，认识善与恶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反之是人类进步的基础。
反对民主的思想家们是不大相信群众的。林肯相信群众大多数终归是正确的，尼采和易卜生却相信真理总是在少数人一边。韦伯则认为政治总是由少数人决定的，那么结局便只好是孔圣人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认为17世纪经历了一场感性分裂，西方始终未能从那场分裂之中恢复过来。事实上，更深刻的分裂倒不如说是19世纪人文价值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分裂。赞成民主与反对民主两派，都没有能解决这场分裂。梅恩在哲学上是个保守派，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感染到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支配他政治观点的始终是对群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为“群众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幸福，怎样才能促进幸福”。结果便是群众专政和个人（或寡头）专政实质上并无区别（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民主制终会转化为独裁）。梅恩认为19世纪的英国没有意识到民主制的危险，正如18世纪的法国没有意识到贵族制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