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造成了不应有的内容混乱，而尤其是当论及法国史的时候。这是历史的常识：大革命前的法国是波旁王朝的王政时期，大革命后拿破仑称帝，是为帝政时期（有名的《拿破仑法典》即于此时纂成）。梅恩论述王政时期与帝政时期之不同，实即革命前与革命后之不同。设想有一部书论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不同，而译者误将“民国”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岂非不可原谅？在作者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亦即从人身依附、身份统治的关系转化为自由人的契约关系（不言而喻，这个自由也包括挨饿和失业的自由）。
由此联想到，译书大为不易，绝非如有人想象的只要翻字典（甚至连字典都不翻）就行。有关的专业知识是至为重要的。世上并没有资料专业，也没有翻译专业。资料和翻译只能是跟着研究走。研究什么专业，就搞哪行的资料和翻译。资料和翻译是不能脱离专业宣告独立的。我们可以有各种专家，但并没有独立的资料专家或翻译专家。目前翻译工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恐怕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甚矣，译事之难为也，久矣，我们已不复见当年几道严先生之“信、达、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