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也是人，他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个人思想、气质和偏见的左右。专业的知识和训练，对于成其为一个个人的那些前提假设是无能为力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比西方慢了一拍，故而中国所宣传和信仰的往往是西方前一个世代所流行的思想。引进和介绍也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法国大革命和天赋人权论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而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那部经典性的《法国革命论》的反对革命的理论，就从未引起过中国的重视和思考。梅恩的著作又是一例。这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未免是一桩憾事。如果不认真研究前人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我们又怎么可能希望把自己提到比前人更高的水平上去呢？
最后，关于译文略赘数语。抗日战争以前，商务印书馆颇出过一批外国学术名著译本，记得当时读过的即有戴雪（A.V.Dicey）的《英宪精义》和梅恩这部《古代法》，译文尚是桐城笔调，读来也颇音调铿锵，但专业内容则错误甚多。事隔多年，印象已模糊了。“文革”初期逍遥时，偷偷地读了几本书，包括梅恩这个新译本在内，且系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读的，故印象较深。新译本是语体，一些法学术语非行家莫办，如fiction译作“拟制”，equity译作“衡平”等等。也有若干错误或不妥，当时曾随手记下一些，70年代末（20世纪，编者注）曾和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骆静兰小姐谈过，她说将来修订时要参考。有些错误大概是属于笔误或疏忽以及手民误植。有些则属于理解方面，其间较为突出而应该一提的是：书中多次“皇”、“王”不分，教皇作教王、王位作皇位、王朝作皇朝、诸王作皇帝，看来不是一般笔误，而是译者在思想上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比西方慢了一拍，故而中国所宣传和信仰的往往是西方前一个世代所流行的思想。引进和介绍也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法国大革命和天赋人权论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而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那部经典性的《法国革命论》的反对革命的理论，就从未引起过中国的重视和思考。梅恩的著作又是一例。这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未免是一桩憾事。如果不认真研究前人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我们又怎么可能希望把自己提到比前人更高的水平上去呢？
最后，关于译文略赘数语。抗日战争以前，商务印书馆颇出过一批外国学术名著译本，记得当时读过的即有戴雪（A.V.Dicey）的《英宪精义》和梅恩这部《古代法》，译文尚是桐城笔调，读来也颇音调铿锵，但专业内容则错误甚多。事隔多年，印象已模糊了。“文革”初期逍遥时，偷偷地读了几本书，包括梅恩这个新译本在内，且系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读的，故印象较深。新译本是语体，一些法学术语非行家莫办，如fiction译作“拟制”，equity译作“衡平”等等。也有若干错误或不妥，当时曾随手记下一些，70年代末（20世纪，编者注）曾和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骆静兰小姐谈过，她说将来修订时要参考。有些错误大概是属于笔误或疏忽以及手民误植。有些则属于理解方面，其间较为突出而应该一提的是：书中多次“皇”、“王”不分，教皇作教王、王位作皇位、王朝作皇朝、诸王作皇帝，看来不是一般笔误，而是译者在思想上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