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
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去年（今年一月发表）笔者曾撰文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概括起来，要点是：
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