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
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军政府组成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