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
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袁：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志，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1.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2.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