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我认为以“大妥协”来形容这段历史，比“光荣革命”更为贴切。清帝逊位与英国
“光荣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帝制终结，后者则是王朝复辟。《立宪时刻》作者也指出，清帝逊位所表现出的核心原则并不是英国“光荣革命”的自由与权利原则（即对王权进行限制），而是和平原则。而以“大妥协”形容这段历史不仅更符合史实，也更加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的实质。
武昌首义后，帝制终结已成南北共识。不过，南京临时政府虽代表新生共和力量，却不具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力。北洋集团虽手握重兵，却也难以抛开南方独立闹革命。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加入拥戴共和力量后，双方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妥协”确如《旧邦新造》作者所称，乃最不坏的结局。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眼光看，以和平过渡方式开启共和之局，实为国家之幸。主流史学向来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是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果实，这样的说法过于教条，忽略了包括清王朝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对历史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完全有必要把清帝逊位这段重要史实纳入视野。这样不仅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对待这段历史，也才能够更进一步重估革命的价值。革命的终极价值在于革故鼎新，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暴力流血的手段去实现目标。武昌首义后，因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成功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避免了边疆危机加重，中华民国从而得以大致保持原有疆域的完整性。这场“大妥协”体现了清王朝、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派顾全大局的精神和责任意识。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值得永远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