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正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抵御和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演变和颠覆的企图。
显然，这是贺敬之诗歌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中国新诗史上，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见证，是社会主义文艺探索和实践的一个成果。
2．”楼梯式”与贺敬之诗歌
从贺敬之的创作历程看,他始终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不囿于惯性思维和旧模式的诗人。
当他写《乡村之夜》，何其芳等评价“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当他把民歌体和群众语言写进新诗，他是抛弃了许多人一直舍不得丢掉的西化传统，在他自己的诗歌中，来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平民化诗歌运动，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回归提供了一次宝贵的经验；当他把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引进自己的诗歌，又一次引起评家瞩目，於可训认为：该诗体“表现出来的强悍风格和内在的力度，与贺敬之所崇尚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磅礴气势和铿锵节奏确有某种相通之处。同时，抗战以后新诗的散和文化倾向和大众化需求，与楼梯式句法，由散文变化出来的自由和适合朗诵的需要，也达成了某种默契。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和默契之处，贺敬之才有可能将这种外来形式移用于新诗。同时，又以中国新诗的散文化的自由格式和古典民间的韵文手法，改造这种外来的形式成为一种中国化的诗体。
”这种楼梯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田间采用过，而到了50年代，郭小川、韩笑等亦都尝试过，却唯独贺敬之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影响，一度被誉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为何？除了於可训所说的上述原因外，还应当进一步指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形式不符合内容的需求，那么形式再好也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翅膀。周良沛说过：“在彼时彼地，楼梯式于诗人笔下开花，确是一种诗的契机与契合。”这个“契合”除了当时当地的抒情需要和楼梯式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合，达到了一体化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