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保持巨大的历史价值，一定要与时代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
“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对于这一点，不能曲解成为否定诗人的主观世界和摒弃艺术中的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诗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致使诗人脱离甚至排斥社会和人民。”
“诗人不会因为把人民之情和为人民代言而减才，对于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诗人，他是通过属于人民的这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的时代的。”
作为一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贺敬之对“浪漫主义”有着独到的理解，他引用高尔基的话：“浪漫主义有两种，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消极反动的浪漫主义。”他敏锐地指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身上并存着积极和消极两种浪漫主义的矛盾，而只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是永远积极的，向上的，是最好的浪漫主义。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是“可怜又可憎的”。又指出，革命浪漫主义的不足，常常是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不足的结果。主张两者要结合起来，即作品要源自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只有在这之上的思想、激情和想像才是最具魅力和感染力的。
这些思想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者基于唯物主义世界观之上的阶级立场和审美立场。他的反“消极”、反“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反“小我”思想等等首先来自他的阶级立场。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审美立场。无疑，他所倡导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美学。
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家，贺敬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率先提出“主旋律”与“多样化”两个术语来提议文艺发展方向。而今天，“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已成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方针，其对“双百“方针”的补充性、发展性关系也得到认定，它对重建主流文化的重要意义正在逐渐显示出来（参见黄力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