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和“多样化”正是“一”和“多”的关系，贺敬之在谈到这两者的关系是，辩证地指出：一是指要有重点，有主调。“多”是指多样化。“一”绝不是唯一，这个“一”绝不能离开“多”。就是说，还必须多样化。贺敬之对“多样化”作了具体阐述：不仅在形式风格上多样化，在思想内容上也要多样化，不仅在革命化的思想内容表现上要有主题、题材的多样化，还要有思想内容本身的不同层次、不同高度、例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一般性的健康有益等等的多样化。不仅在
民族化、群众化统一要求下，应当有实现这个要求的不同途径、不同地方特色、不同艺术流派和艺术家个人独创性等等内容的各个层次上的多样化。还应当允许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艺术民族化要求之外的某些艺术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因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多样化。
这个“一”和“多”并存发展又有主次的关系对待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抵御西方思想对中国的渗透及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企图上发挥了作用。它对于“扭转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发挥主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贺敬之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诗歌与社会主义国家诗歌的概念。认为：一方面，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文艺现象应该是核心部分。而另一方面，一切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内容的，或对历史和社会有认识价值的，或具有健康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的文艺，都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诗歌同样，社会主义国家诗歌须有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绝非单一性的，而是多样化的；而社会主义诗歌则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内容”的诗歌，并应当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诗歌的核心部分。
从贺敬之的文艺思想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是一致的。对于这样一位文艺界前辈，我们或可这样定义：
他是中国革命文艺中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的一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