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次重游故地延安的经历帮助贺敬之找到了感情抒发的缺口，由此贺敬之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从1956年始到文革前止，汇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亦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放声歌唱》、《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歌词《南尼湾》等。
少年时期便立志献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贺敬之，此时真切体会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分量，诗人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而欢欣鼓舞着，尽管其间，社会主义在“砍伐原始森林”时，误砍出了许多多余的“木屑”，并且他本人也时“伐伤”，但他“九死而犹未悔”，他曾经说，写与人民一致的欢乐之情绝不是“粉饰太平”或“强颜欢笑”，这是几千年的大欢乐大解放，怎么能不欢乐呢？——这一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上的认识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尽管贺敬之也有对现实的不满的地方，存在着对现实的焦虑，但在人民的新生和大解放以及历史的大进步这些大前提下，诗人毫不迟疑地用他的诗表达了自己全身心拥抱这个大时代的赤子般的情怀，他心无芥蒂，胸怀宽广，因此才能充分调动了理性、情感和灵性，以风雷激荡之势为我们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充满革命人正气和社会主义豪情的浪漫主义诗篇。
（参见张器友《革命的浪漫主义抒情》）
纵观贺敬之的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诗人走在通往未来道路上留下的足迹，从故乡到延安，从延安到解放区，从解放区到新中国，每一步都在通往更辽阔的未来，而诗歌也呈现从现实主义出发，再与浪漫主义融合，最后向浪漫主义倾斜这样一条发展轨迹。“涌迭着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过去到未来的‘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