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器友谓：“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抒情主人公谱系里有三个“大我”：郭沫若《女神》中的‘我’，《毛泽东诗词》中的‘我’，贺敬之《放歌集》中的‘我’。”
换言之，这三种“我”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浪漫主义。如张器友所说的那样：郭之浪漫主义可吞日月，可造新日，是神性的；毛之浪漫主义可扶天坠于既倒，是豪迈的；贺之浪漫主义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无限赤诚和英雄气概，是朴素而又神圣的。这是从感性的角度来区分辨别的。为了进一步明晰
贺敬之诗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究竟意义何在，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张器友作了以下论证：
人类文化史上，处在上升时期的阶级总要为自己在文学艺术中塑造出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表达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认知，寄托本阶级的思想愿望和审美理想。恩格斯就此曾不止一次呼吁：无产阶级应当在文学艺术中塑造出属于本阶级的叱咤风云的人物。革命导师的这一本愿望在苏联文学和其它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中得以实现。贺敬之诗歌中的人物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审美理想的体现。在诗人建国后的创作中，所塑造和歌唱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有：雷锋、向秀丽、王杰、奔赴新疆建设岗位的上海青年、三门闸工，等等。这些人物既是现实中的人，也是经过诗人典型化和抒情化创造的人，他们独具个性，又秉承了这个时代主要的精神特征，是“大写的人”。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立的，他们正是用来捍卫社会主义文艺所建立的人民美学及其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