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诗人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思想。怎样才能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这是贺敬之及其他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之后共同思考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在这时，贺敬之的诗歌中出现了民歌的风格。诗集《朝阳花开》中的作品正是这个时期创作的。这是向群众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后的结果。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此时的贺敬之已经从延安转到了陕甘宁解放区。陕北民歌“信天游”的高亢悠扬的调子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成为他后来诗歌形式中的重要表现元素。不仅如此，他还还创作了大量的民歌歌词，如《七枝花》、《翻身歌》、《朱德歌》、《志丹陵》、《迎接八路军》、《胜利进行曲》等。
民歌大多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浪漫主义也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民歌的这种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民歌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朝结合并进入贺敬之诗歌时，却不仅仅是诗人个体诗歌文本上新的演绎和自我突破，它被视为整个新诗史上的一次民族化的尝试和发展，是对新诗西化倾向的一次反思之后的矫正，一次诗歌的民族性回归。把民歌这一元素加入到新诗中去的的创作实践活动无疑为新诗发展形式的可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依据。
第二阶段的创作截至1949年。之后，诗人进入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创作沉潜期。这是一个适应和认识新的环境的过程，和平建设时期显然与战争年代大为不同，如何去表现这个新的时代？共和国成立之初，从意识形态领域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领域，一切都在重建中；在新的审美,新的价值观, 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前,处处都需要磨合、学习。正如诗人在第一阶段中的创作是以整个童年和和少年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作为基石的，而从老解放区乍到崭新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变化中间必然出现认识的断层，新的经验殛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