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艾略特利用《荒原》的这种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力图以此强调、以此表现荒原的“本源性质”，亦即该种荒原并不是一种时代性、地域性的现象，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人们的精神生活当中。在这种荒原面前，一切时代都是一个时代、一切地域都是一个地域、一切的人类个体都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差别都消失了。荒原成了一种柏拉图“理式世界”性质的所在，成了一种本源性的人类的宿命、难以逃脱的永恒厄运。艾略特在《荒原》中大量构筑文本与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另一个重要的意图在于想以此显示《荒原》表达的“本源性质”，亦即《荒原》文本的“普世化”性质。《荒原》整首诗歌广征博引，典故、引用、戏仿，前人的名言、同代人的佳句，他民族的典籍、本民族的篇章，社会上流人士的典雅诗句、市井陋巷里的俚语歌谣尽收文本之内，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共同言说”这种状况。
这样，诗歌所反映的也就已经不再是诗人自己的个人之见，而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真理性。诗人的言说成为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人类个体言说的代表，而诗人的个人言说也融在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人类个体“共同的言说”之中。所以，艾略特在《荒原》中对于互文性写作的运用，并非像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进行古今对比以表达今不如昔的感慨，而是为了暗示古今、欧外的相同，暗示过去的意识或状态还在延伸并广泛分布，另外，还是为了达到一种“异口同声”的效果，以摆脱“个人化”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