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敲门声音是死神还是希望之神，这是我们无法确切判断的一个问题，也许两者都有。在这一部分，对于不相沟通的夫妻生活，艾略特可以说是写尽了它的可恐、可憎和给人带来的无奈。庞德认为此处所写正是艾略特夫妇日常生活的写照。[2](p126)而据说，维芬读罢此段居然拍手叫绝。[2](p11)由此可见，此处所写极有可能就是艾略特夫妇之间一段日常对话的实录。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部分的实录。
艾略特与维芬结婚是在1915年，《荒原》的发表是在1922年初。在此期间，维芬的病情开始加重，其性格的神经质趋向也日益明显，这无疑给艾略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烦恼。而据北京大学张剑教授考证，在此期间，维芬还与大哲学家罗素之间建立了一种暧昧关系。张剑曾留学英伦，熟悉西方“荒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占有大量第一手英文资料，其研究不会无凭无据。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艾略特对于此事不可能不明白，不可能不产生反感的情绪。但是大量的史料却没有有关艾略特对于此事大喊大叫的记载，他采取的是一种缄默和洁身自好的态度。艾略特的嫂子曾经指出：“维芬毁了一个作为男人艾略特，但是却造就了一个作为诗人的艾略特。”[7](p47) 艾略特在给自己一个朋友的信中也曾承认：婚后六个月的体验使他获得了足以写二十首长诗的素材。
在艾略特经历了如此这般以后，不可能不会因此而改变对于婚姻、爱情的看法，不可能不会因此而形成自己内心的郁结。作家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可以抒写自我，也可以反映外部世界。艾略特主张创作的非个人化，反对在作品中直接表现自我，在创作中，他总是试图以局外人自居，只想表现别人、描写外部世界。但是世界之大、方式之多，作家不可能穷尽。他只能加以选择，而作家的内心郁结、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正决定了这种选择、决定了选择后对于素材的处理。所以，艾略特的理论实际上很难实现。而他对于两性关系题材的选择、他对于两性生活材料的处理，正流露出了自己对于婚姻的厌恶、对于生活的惧怕，展示出了他深深的性恐惧、性压抑的心理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