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我看来，这份源于历史深处的忧虑还要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方面的忧虑，那是中国人的忧虑，也可以说，是以林达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经历了文革的惨痛，他们亲历了中国的变革，他们目睹过血腥的动乱（在当下姑且这么叫吧，也许将来的历史课本里不认为这仅仅是动乱），他们更忧虑着中国的未来。他们难以忘怀文革给中国带来的沉重打击，这样的担心不难在这本书中找到。比如在论及美国人坚持言论自由与坚持真理无关时时，林达不忘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性文字：“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履。……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这不仅仅是对美国人的思想的评述，更是一个典型的经历过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感慨，从字里行间还可以感受到那种目睹了创伤之后灵魂深处的颤栗（俗称“后怕”）。像林达一样的知识分子担心中国会不会走入这种惨痛历史的轮回，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憧憬但又觉得迷茫。在我们的国家曾经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连宪法都没能保护一个国家主席的性命；现在，进入转型时期、思想渐渐多元的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信仰真空，法律万能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都妨碍着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实现，这也是林达不想看到的。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忧虑。虽然都是来自历史，但是这两种忧虑是不同的。 我认为，美国人的忧虑是一个价值取舍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自由更重要还是集体安全更重要的选择。美国人之所以感到忧虑，是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他们传统思想里对于社会发展的预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