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党政关系的最高原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 “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 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针对指责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的言论，胡汉民进行了反驳:“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 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但反对者并没有停止批评，胡适于1929年5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强调训政不能没有法治。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