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自己确实生活在回忆中的。报章杂志看得很仔细，非常留意延安时期老熟人的各种动态，小心剪贴留存。不知道多少次，我劝她写自传，我说，你不需要刻意围绕什么主题，只要把生活经历感受写下来，就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宝贵记录。她虽然也同意，但她太过纠结于内心的挣扎，一直不能成文。直到后来回到新华社，有一位小有名声的体制外作家，跟她达成初步协议，来京采访她，吃住自理，帮助她写回忆录。但在最后关头，还是被她拒绝了。她说作家拟的主题是要以与王炳南的生活作为主线，而她坚决不同意。其实那是她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此后，她的历史也就注定随着她的去世而湮没，一生的起伏和怨恨不留踪迹。这本也无所谓，人不能为历史而活。但我总在想，她要是能写下自己的怨恨（真地，与她交谈，除了少女时代，她对以后的生活，总是怨恨的主调），也许可以有些许解脱，最后的岁月也会过得轻松一些。
但她的性格决定了她一直不能安宁，也不能疏解，直到离世。
王老师眼中的王炳南，不太好写，因为很零散、矛盾。但还是把她断续告诉我的记述如下，作为对老师的一个纪念，也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
在安庆时期，她很忌讳这个话题，从来不提王炳南的名字，所以很长时间我也没搞清楚她的前夫是王炳南，还是另一位王姓中央领导，从来也不好问她。虽然她忌讳提这一段，但是很多人背后都会提到这个，毕竟与党中央元老的一节具有某种传奇色彩。王老师自己在安庆虽然不提王炳南的名字，但是时而还会提到前夫，“我那位中央首长” 等等。她晚年在北京讲述生平故事时，开始主动提到王炳南的名字，谈论这个话题不再犯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