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王知还被莫名其妙地多次调换单位，她想不通，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其时正值反右高潮，又与右派扯上了关系，遂被下放农村，很快又被新华社借故调出北京。走投无路的她这时想到了自己名字的出处，而自己正是那飞倦了的鸟，该回家了。可是家在哪 呢？早年为了革命和父母决裂；在延安和王炳南生活期间又因为自己过敏体质几次怀孕都流产了；现在落了个孤身一人不说，革命同志也都把她抛弃了。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在香港的父亲。一念之差，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到广州一下火车便被逮捕。她说她那时真是Naïve到极点。想着下了火车以后就步行走到香港去。哪知道被捕押回北京后即被以叛国投敌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期间她也曾试图一直往南走，想走到云南，从那里出境。但是刚一出走就又被抓回。一直到文革结束，才被安徽安庆师范学院聘为临时英文教师。
那时刚恢复高考，各地高校急需英语教师，还在劳改农场的王知还，被附近高校挖出来“人尽其才”。出来后才知道洞中才三月，世上已千年。经人劝说，遂寻觅故旧，四处托人，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平反之路。
我们当时的聊天谈话多跟她的申诉材料和如何解决平反问题有关，没有机会与她细谈她的生活经历。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因为她身后没有任何亲人怀念她，而我当时有最好的机会了解她。要紧的是，所有回忆王炳南的书籍和文章，没有一个提到他和王知还在延安的婚姻和生活，就好像王知还根本不存在。这太让人觉得不公平了。当然王老太太绝对不愿意自己的被人所知是因为王炳南的关系。她的自尊心极强。她想恢复多年前那个才华横溢的独立自由的自我。除了告状、养病，她一直在翻译一些中国古代诗词和四-五期间的天安门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