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受知受惠于王知还老师，但是了解不深而没有写过纪念文章。今天为她抱不平，略说几句与王老师的交往，然后转贴上面提到的三人的文章于后。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南方周末开时评专栏时，年近八旬的王老师来信表示赞赏，我便给她回了一封信。后来去北京开会，抽空去佟麟阁路新华社大院内她住的新华社宿舍看望她一次。先后请北京两位朋友去采访她，都没有成功，她根本不愿提王炳南，更厌恶被贴“王炳南前妻”的标签招徕读者。可是，这是传播规律呀，我今天贴这文也不是不违背她的心愿，做了现在这个标题。
后来，我与她的学生，有情有义的李维先生建立了联系，李先生先是在加拿大，后来又到美国创业，总是关心着无依无靠的王知还老师。
王老师给我寄赠了她译的爱国主义诗集，并希望我能继承其版权，我因对“爱国主义”之类没有兴趣，更不愿卷了版权之争。她又给我寄了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资料，还有剧作家陈白尘等人证明她没有参与整人的文章材料，我对这些“老豆腐账”也没有兴趣。但老人家知道我有消化系统疾病，就不断给我寄珍珠粉之类补品，还有一些所说可以健身的小瓶瓶，要我挂在胸肋处……有时候打电话与我太太讲她的往事和现状，一讲一两个小时。可惜没有录下来。
所讲内容与李维先生博文里一致。直到最后两年，老人家记忆很差了，神志还很清醒。她患有明显的受迫害后遗症，其疑心之重，令谈话让人不是很愉快。总之，她的一生是个悲剧，值得认真研究。可惜，一切都如云烟。没有亲人，遗物也不知怎么处理了。感觉新华社没人关心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