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根据她延安时期离休老干部的标准，开始给她分配的住房太过窄小，不够标准。不够的部分，她要求折合成钱补给她。她有了这笔钱，才有底气吃那些补品和药丸。她跟我说：我就是要把补回来的钱化作胶丸吃下去。虽然说这些补品和药丸也许并不真地可以消难免灾，延年益寿，但是我想保健是一种心态。有了这种心态，不但在饮食，而且在各方面都会多加小心。她能高寿，与这种保健的心态应该有关。她虽然生活得不愉快，总在猜疑和被迫害的假想中不能自拔，但她晚年由于国家的离休老干部的基本政策，物质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安定，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后体现了。（其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她在报章上看到对于部分冤假错案，有“国家赔偿”一说，为此她还找过律师，折腾过一阵，没有成功。）
30多年前，王老师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的父亲非常宠爱她。作为舰长的父亲常常带她出海。她告诉我，她很小就比同龄人早熟、敏感和忧郁。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四五岁刚记事的时候，有一次在舰艇甲板上，看日落晚霞红遍半边天，就隐约感觉人生的飘摇和渺小，触发一种巨大的悲凉，无可言说，泪如雨下，父亲怎么哄她也止不住她的泪水。那么小啊，连话都说不全，可那种叹人生之渺小宇宙之无穷的感受却是那么真切。王老师还跟我说过她身后葬仪的事情。当时她设想的海葬细节描述得如此生动，让我有些不寒而栗。她不愿意火葬，她从小在青岛海边长大，她觉得她是属于大海的，因为大海的宽大和深邃。大海才是她的真正归宿。她希望她死后，尸体完好无损，生前友好用一只小船，把她载到大海深处，缓缓沉入大海。她所想像的那种场景，是很难实现了。但是如果可能，假如她没有另一种后事的遗嘱，也没有亲属照管骨灰，我们学生也许可以帮助把她的骨灰撒进大海，也算是部分实现她的遗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