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时曾以同情者的身份照顾她。她住院期间，天气热时，我会替她擦擦背；她想吃芦笋，北京哪里有卖这种东西的，我就满城各大市场转悠，居然也找到了落满灰尘的罐装芦笋。我原先从来没有听见过“芦笋”。她给我描绘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还告诉我英文怎么说，就是Asparagus。我那时正在翻译一本西方现代艺术的书，少不了也会去找她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后来新华社给她安排了住处（最终也平了反），我则忙于考TOEFL、出国留学，出国后更忙于生存，就跟王老师失去了联系。偶尔和先生也会念叨起她，但是直到在网上看到她逝去的消息，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前辈、好朋友。
王老师的去世还算寿终正寝（2013年8月去世，享年94岁），比起另一位跟王炳南有关的女人关露，她已经幸运了许多。现在想来，根据王炳南“以革命的名义”突然跟关露断交、后跟王知还结婚的时间来看，王知还是填充了王炳南跟安娜离婚、又遭遇组织干涉和关露的恋情期间的情感空挡。后来仍然是“以革命的名义”，王知还又让出了妻子的位置。世上真有如此Ridiculous的事情!被牺牲的偏偏都是女人，是对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的女人，是日后遭受自己的革命组织极为不公平待遇的女人。关露受压抑受迫害一辈子，挣扎到1982年的平反，最终还是孤苦伶仃单身一人，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吞服安眠药自尽。王知还活到了最后。余生还出版了两本翻译集和不少译文，也算找回了一些自我，释放了一些怨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