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更侧重腐败的生理遗传，那么，腐败的社会稳定策略则更侧重文化遗传。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行车文化或乘车文化中的争先恐后来解读这个“社会稳定策略”。如果有一天，你在上班的路上发现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突然不见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今天出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今天既没什么事情，又没什么特殊情况（像什么大活动之前的文明礼让突击），那么，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这就是“演化博弈均衡”，是我们中国人在亲亲互隐和防生欺生的观念下，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而演化形成的行为均衡或行为习惯。
这当然意味着说，反腐败非常难，低估反腐败的难度，高估制度治腐的效用，这两者都是轻率的。制度治腐如果真是绝招，印度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同样，夸大文化的病根，港、台、新加坡的相对廉洁就无法解释。问题在于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
那这么说的话，在您看来，中国腐败到底的如何解决？或者说有无解决的一天？
方绍伟：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带病运行的。个体的健康与社会的健康不同，个体疾病不治可能致命，社会的疾病不治则未必致命；个体疾病的要求是治愈，社会疾病的要害是可控。中国社会的腐败已经泛滥成灾，但泛滥不一定是失控。
中国腐败的问题不在于解决，而在于可控。控制腐败必须“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才行。但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自己占到更多好处）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他们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