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越反越多，制度是有问题，但主要是制度运行有问题，好制度没有好运行，制度就是空的，而制度运行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行为规则问题，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能够触及制度运行而自发落实。
南都：
您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等，能够带来反腐的质变吗？或者说，为什么这项制度在中国难以推行？
方绍伟：
在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技术难度问题被低估了。我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决策，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中央高层的反腐动力是存在的。但是，我担心具体的制度设计不能解决制度运行问题，我们这里流于形式的制度太多了。当然，先推出再完善，也是可行的一种思路，但指望它带来反腐的质变，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腐败的文化根底和规模效应往往认识不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国五条”不就对策出来假发票和假离婚的问题么？
反腐要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
现在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腐败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了，而不仅仅是官场等权力场域的问题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方绍伟：
一个文明的历史越漫长，文明的延续性越明显，官僚制度越久远，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就越强。中国言语里的“无官不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认识，也因其独特历史和地缘规模而算是中国官僚的文化特色。
在突出官僚制度时还要看到，其实它也只是家天下制度的施政工具。在家天下体制中，赋税、贡品、礼品的界限有时是非常模糊的。由于选官用官在科举制之外还有举荐制，层层进贡的普遍做法就加入了裙带关系的烙印，裙带举荐制的历史其实比科举制的更久远。也就是说，当家天下是理所当然的唯一制度选择时，家天下中的腐败就是一种制度产物，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