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
软制约及背后文化规则引起腐败
南都：
增长与腐败为何比翼双飞？有人甚至从中就推论出，腐败是一种中国的发展动力，腐败推动增长，所以有“容忍适度腐败”的奇论。
方绍伟：
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普遍的共识。如果这样，中国的高腐败为什么却能伴随着高增长呢？直接的原因，要在上面分析的行政型市场经济里找，这就涉及中国政府的公权范围和程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一浪接着一浪，但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对经济的绝对控制，这体现在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的全面掌控。权利转让涉及了国有土地和资产，法例管制涉及价格管制、数额管制、质量管制，但这些也仅仅是政府全面经济掌控中的局部。中国政府对经济全局的控制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审批。审批是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所有方面的具体审核、许可和批准。
当人们以为改革前没什么腐败时，改革前的腐败其实只是隐形腐败；当人们以为国有土地和资产转让开始后才有高腐败时，此前的双轨价格其实早就已经制造了大批的官倒腐败；当有人说产权不清和法例管制才造成腐败的时候，产权界定过程、超额租金专有权及其行政裁量、后门交易、等级权利和机会不均，其实都在滋生着大量的腐败。
也就是说，在全能式政府的中国，不管产权是否明晰，也不管是等级权利、产权权利还是法例管制，腐败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权利混淆不清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的过程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之后的权利维护也会产生腐败。但归根到底，腐败是由公权软制约及背后的文化规则引起的，只要经济权利的分配、界定、交易和维护都需要公权，腐败就必然因公权的软制约的制度文化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