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的《政变》。由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前者只有对政变主人公的个人暴力行为作了尖刻的斥责，而将政变本身描绘成了偶然性的晴天霹雳；后者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对政变的历史说明又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则革故鼎新，用唯物史观剖析这个通过偶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历史事件，论证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的结论是，波拿巴得以黄袍加身，是因为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拥戴他。由于小农阶级势单力薄，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乞求别人来代表自己。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国小农阶级这种致命弱点，实现“行政权支配社会”的。”
马克思通过研究历史检验唯物史观，进而又发展唯物史观。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