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吃老祖宗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度日，但骨子里却散发着某种腐朽的气息。他们注定是一些悲剧性的人物，是对青春与生命的巨额浪费，是一声漫长而解不开的叹息。他们的性格因素，影响或感染了周围的北京市民,所以即使在北京的俗俚市井，遗老遗少的遗风，也未能绝迹。虚荣，一度是古都里的流行感冒,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住于天子脚下的仆民，自然远非平庸之辈。其实他们效忠的是早已不存在了的皇帝。从另一方面来理解：皇帝很容易地被推翻了，而遗老遗少们心理上的封建帝制却非一朝一夕即可摧毁。
遗老遗少已是一种气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会有所感染。
譬如周作人，我仿佛看见了遗老遗少的影子,虽然他既非八旗中人，从绍兴迁至北平时已是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他寓居在八道湾的苦雨斋里，以斋主自命，表面淡泊超脱，实质上已沉浸于遗老遗少之颓废气象,与其兄，“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先生，恰成鲜明对比。
1934年他写《五十自寿诗》，引来群公相和，肉麻吹捧——连鲁迅都听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广，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仿佛一群遗少在争相吹捧一个文化遗老,从此众人皆以“知堂老人”称之。
而且正像鲁迅无意间预言的那样，周作人及其周围的遗老遗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国奴,而知堂老人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世名声。这是一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遗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