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家人、老朋友们讲得很清楚：第二次中风后情况就不会这么好了，如果被救活，很快就会有第三次中风，可能我就不能讲话了，可能眼珠还会动，还可以呼吸吃东西，那该怎么办？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早说好：变成植物人，就应该解除人工维持设备，去见上帝！
我后来听他老友说：他第二次中风后还马马虎虎，第三次中风就完全不行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写好生前预嘱，如果写了，预嘱有没有得到尊重？我们不好问，牵涉家庭隐私。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的一个忘年交，在台湾跟我聊天时非常感慨！病者是华人圈里有名的大才子，在教育界、科学界、政界风光得不得了，植物人已经超过5年，何必最后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不让他走？这两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一个人生命的最后一段一定要符合科学，要有伦理考虑，还必须有尊严，不能以无尊严的方式维持一个植物人的肉体在那儿。
戴志勇：这种交代没有法律效力吧？家人可以不按你说的办。
陈小鲁：生前预嘱不是遗嘱，遗嘱是死了之后办，比如我如果遗嘱说“我死后财产分给丁学良”，他可能盼我死。财产遗嘱受到法律保护。预嘱是患者失去知觉前对将死时的自我安排，现在是空白。我们希望出台“安宁缓和法”，就是对此予以法律保护。高官患者没有行为能力后，做主的是组织，商人做主的是家属，医院是被动的。如果有生前预嘱，医院可以尊重患者，组织和家属的看法可以不管。
戴志勇：组织能同意？
陈小鲁：有个理解问题，这么做对社会、患者、医院、家属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