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好说，不用纳税人掏钱。假如经过治疗，可以逆转，重新下床，恢复正常，那好。但如果是不可逆转的病，动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药物后，还是没用，延长半年或十年，但你对社会没贡献，你的痛苦别人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即使花自己的钱用医疗资源，对整个社会也不是什么好事。
戴志勇：一般认为这是个市场问题，愿买愿卖嘛。但个人预先对此有个选择，免得到时自己有苦说不出，很必要。此外，医院，尤其公立医院，可能不仅是一个买卖问题，资源还要给更需要的人受益。医院会怎么选择呢？
陈小鲁：对医生来说，多少是个伦理难题。医生的职业伦理是救死扶伤，不上这些手段，职业角度会有顾虑，而且有的病人家属会质疑，造成医患矛盾。此外，有的医院会想，抢救可以赚钱。
但参加我们协会的多数医生、院长，从科学的角度认为，有些抢救已经没意义了，他们愿意推广“尊严死”的理念，使病人有另一种选择。如果被社会理解、被政府采纳，形成一种法律，就可以缓解医患矛盾。
戴志勇：会不会没有官员愿意这么做？
陈小鲁：还好。第一例使用生前预嘱的是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她九十多岁，患了癌症，知道时日不多，很偶然收到别人送的我们出的《我的死亡谁做主》，看后和家里开会说，你们谁也别胡来。她写下了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