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最初是什么促动你介入这件事？
陈小鲁：我父母和岳父都经历过，他们是高级干部，组织上尽全力抢救，但抢救过程实在是惨不忍睹。我有本书上写过，父亲去世时，身上全部是管子，最后用电击，人都跳起来了。我特别难过，问能不能不抢救了。医生讲了两句话，一是：你说了算吗？当然不算，还有组织。还有一句：我们敢吗？他不抢救，如何交代？他要写全部过程。斯大林时代的医生就很惨。给皇帝当御医很难受，死后追究你的责任，最可怕。
但推动尊严死不是我发起的，我的朋友罗点点，罗瑞卿的女儿，做医疗管理，原来在总参一个门诊部当主任，特别感兴趣，希望我可以加盟。我同意了，后来让我当理事长。现在是民间公益组织，没政府拨款，经费自己拿，或向社会募捐。
我们2013年8月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北京市民政部注册了公益团体，网站叫选择与尊严（http：//www.xzyzy.com）。目标三个：一是宣传尊严死、自然死的理念；二是在生命末期，医生按治疗规范，向患者说明，你可以选择抢救，也可以选择安宁缓和的治疗方法，减轻痛苦终结生命；三争取立法承认和保护生前预嘱。
十八大之前对社团登记放松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多用社会力量来搞好社会事业。
丁学良：对这个问题，我有非常切身的经历。我家远非高官巨富，但因为我本人的经历，母亲在家乡很受尊重。母亲生前的最后几年人已经很衰弱，变成一位100%素食主义的虔诚佛教徒。家人把老母送到市里最好的医院，把一切能配备的都配备了。我生父在我幼时就去世了，弟妹和我同母异父，都非常孝顺，当地条件下可以采取的办法都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