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历史中的体制一直对于中国的各项事业有所压抑，比如专制传统，但民族传统内的某些因素依然现出强劲的分别。当然，专制传统本身也可以看做一种文化来考虑。行动自由的限制确实会是影响思想活跃的重要因素，但这是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目前还没有结论。
当人们评价贡献卓著的犹太人时，曾经迫害过犹太人的英国基督教徒说：“犹太人是一个聪明过人，文化素养极高的民族——这讲的不是处于古时鼎盛时期的犹太人，而是处于颠沛流离中饱受压迫歧视的犹太人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常常会想起艰难“闯关东”的东北汉人与今天粗鄙的东北文化。无论是更为艰难的东北人还是一般中国人，异常聪明而为什么没有出现犹太人这样受人尊敬的局面？或许在东北这里答案会更为明显：中国没有犹太人那样的宗教传统和精神，中国是个世俗社会——在这里随时追逐利益和人的自然本能会成为最大的社会特征，精神追求完全丧失。
延伸下去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是：科学研究需要一种超越世俗、探究真理的精神，而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有这样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一种探究真理的精神。起码在科学研究中仅有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必须是反世俗的，我认为。所以，中国的科学精神以及教育问题，不是简单的行政就可以干预的，也并非仅只给些自由就可以完全解决。
查尔斯还认为，许多研究证明，犹太人智商高于其他族群，比如20世纪20年代对加利福尼亚测试出的高于135的儿童中，其中10.5%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的高智商，一个解释是他们有特别擅长读书的好学精神，比如在1818年时人们发现每家犹太人都会买书学习，即便最穷困的家庭也至少每家有10本书——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很少家庭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到农村看看就知道家里有藏书（课本不算）的可能不会超过50%，与犹太人相比这是个没有读书习惯的国家。继续佐证的对比资料是，1949年之前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何来读书传统？人们以为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有很优秀的传统，以识字率如此低下起码不是文化知识方面的传统，至多是继承了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另外，作者认为外部环境的恶劣促使了犹太人更加勤奋。我不同意后者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