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复旦大学校长发表言论说，中国的大学问题严重，至今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也很难。这可能有现实的问题，但一定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问题需要探究，与上面实际上是同一个命题。
实际上犹太人或犹太教民在欧洲一直受到法律的明令制裁，直到20世纪才获得不同程度的法律“解放”（普遍是1870年之后）。对于1870-1950年期间西方各个学科重要人物统计表明，1277个人物中他们至少占据了158人——且主要分布于哲学、数学、物理学，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仅只28人就足够了，又是一个超额。
就诺贝尔奖，在20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在获得彻底"解放"后获得的科学与文学奖中占据了29%的份额，华裔占据的数额之少根本毋庸统计，非常之低（可能在2%左右）。所以，在今天过多中国人将一些埋怨投射到科学与文学之外的外部社会环境时，尤其是过去一百年内激进地进行政治改革抱太高希望时，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个问题，但不是全面和全部的问题。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过于宽容而缺乏深度批判，永远把责任简单地归于政治落后完事，每当看到这些倾向我就会异常抗拒，因为我所知道的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起码它太简单了。
假如要以195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比较的话，当时犹太人刚刚“解放”不久，释放的空间有限，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比率是14%，依然远远高出0.5%的人口比值。要知道犹太人所受到的压抑是真正的民族歧视，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