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约法里，国民党把国民视为“初生之婴儿”，自己则以“训政保姆”自任，“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但一开始，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攻击，反对“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要求“还政于民”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甚至一部分国民党中央的高层人士，也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1936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终于公布了被称为“五五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预备在1937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不过，好事多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制宪国民大会就无限期延后，直到抗战结束，才有了重新召开的契机。
争议难弥：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会
1946年1月1日，即中华民国建国35周年开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确声明本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召开国民大会，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因为不能关起门来国民党一家来玩。所以，国共双方第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
1936年，曾经由民众选举产生过制宪国民大会的代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有两种，一是地区代表，一是政党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处于内战状态，共产党未能参加地区代表选举，只能拥有政党代表名额。因此，1945年开始的国共谈判，共产党和民盟一直要求废除旧代表资格，重新选举。但国民党认为旧代表是合法产生，不能随便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