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爱国会坚持单方面祝圣与维护自身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利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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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政府为了扶持这些“爱国宗教组织”，不得不拿出钱来，支持它们，美曰“培养爱国宗教力量队伍”，同时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中给予它们更多、更高的席位（从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国家给“爱国宗教组织”的钱越多，“爱国宗教组织”越不起作用。以至于“办好教会”的工作，常常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自己的任务。中梵不建交，常常闹出大动静，爱国会与宗教管理部门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各种利益都会源源不断的获得，反之就有下岗失业，精简机构的可能。
三、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利于协调政教关系
天主教是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从对文化、历史发挥影响的方面，还是从人员数量，教会规模方面来看，都堪称世界一流。而天主教的管理体制更是通过与教会、与教宗的共融，保证了信仰内容的一致，领导机构的统一。但是，教宗对主教的任免权作为一种横向权力，与国家对主教管理的纵向权力难免不发生冲撞。在西方国家，这个矛盾解决的比较好，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对主教的宗教属性这一块的管理权交给梵蒂冈，对主教的政治属性这一块的管理权交给国家。具体的讲，主教必须宣誓效忠于国家人民，政府如果对主教的政治忠诚不怀疑，就可以由教宗予以任用。但是在中国，宗教与意识形态连结，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政治生活中一部分。不仅天主教的主教有了部分的官员身份，就是佛教的主持方丈也有官阶在身，于是主教任命权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国家主权实施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