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梵蒂冈单方面封圣进行了道歉：他恳求中国对传教士在殖民地时代所犯的错误给予宽恕和谅解。他说：“这些错误和过去的局限，可能使中国人民感到不受尊重，也使不少中国人觉得教廷对中国有敌意，对于这些过失，我深感伤感，也表示遗憾。”他又说：“当前的极度不安，促使国际社会呼吁人人创造并扩大人民之间的谅解、友谊和团结的关系。”他强调：“从这个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教廷的关系正常化，必将对人类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他补充说：“历史提醒我们对这些不幸事实，即教士在中国布道，因他们个人和行动上的局限，有时也会犯错，因而带来苦果。”
但是，继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伊始就改变了前教宗的行事准则，在对中国天主教徒发出的一纸牧函中，指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不合教义的非宗教组织，无权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继任教宗呼吁忠贞教会要与官方教会和解。但是他又为和解预设了一个前提：没有违背不可背弃的信仰和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就可以与其共祭。共祭意味着和解，但是什么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却没有清楚的界定？神职人员参加不合教义的爱国会组织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虽然没有参加爱国会，却领了印有爱国会自选自圣内容的神职人员资格证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还有，信徒参加由自选自圣主教主持的弥撒和其他礼仪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可以说，继任教宗本笃十六世把中国天主教重新带进了中梵之间的政治矛盾与冲突中，不像前教宗那样，旨在努力寻找共同点，旨在为中国天主教创造宽松的信仰环境，所以刻意回避了爱国会一类与政治相关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