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楠：和第一次跨过国界的那种情形，截然相反。总是那种的有点凄凉？
潘东旭：有点凄凉。我将抛弃我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很茫然。茫然什么呢？我回到国内以后我的前途在哪里？
晓楠：回来的时候带什么？
潘东旭：什么也没有。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我就穿了一身军装。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带回来一把卡宾枪刺刀，就这几样东西，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的返城大潮席卷了中国。缅共“人民军”当中的“知青兵”已经为数不多了，留下的都是身处要职，或者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滞留的“知青”。其中有的是到八十年代末时候才返回祖国，有人称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知青”，是“知青”的终结者。潘东旭回国之后，还好，赶上了“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也赶上了高考改革，考上大学。他当过记者，当过老师，也做过生意，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她正因为投资失误破产，生活陷入窘境。不过她说起这一切都显得挺平静，因为她说在经历了那段血色青春之后，面对一切都可以坦然了。她觉得自己就是一颗铜豌豆，不是宝 ，但捏不烂，踩不扁，越磨越光亮。
1989年3月缅共分裂，四个军区演变成了“金三角”四只地方武装。后均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了拥有自己武装的地方政府。一些留下的“知青”在其中担任要职。八十年代后，潘东旭又多次返回缅甸。
晓楠：邓贤的书还写这样一些情况，说有的人回来以后跟别人说我曾经在哪儿哪儿参加过战斗，有的人会觉得他是在瞎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