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愤青都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者，因为第一，愤青往往是凭激情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缺少理性的成分，所以一旦激情消退，就很容易向现实妥协，第二，愤青的批判往往是因为对自己生存利益的不满，说到底还是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缺少理想主义提升，所以一旦生存状态有所改善，就很容易放弃批判立场，走向折中甚至与现实同流。我无意指责这样一种转变，因为在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中，这种转变几乎是必然的，譬如我自己就是如此：随着激情消退，勇气减弱，就模糊很多标准，表现得有点玩世不恭，这其实就是向现实的妥协，但在内心里，我对顽固的理想主义者仍然保持着尊敬，因为作为一个犬儒，我不敢嘲笑理想主义（这大概也说明我还没犬到底）。也正是着个原因使我想写这篇东西：我认同犬儒的生存，但不能接受一个犬儒对理想主义的消解，这就好比我有理由同情一个泼妇，但不能忍受这个泼妇嘲笑孔子。
下面我逐条来看韩寒《谈革命》一文（《说民主》、《要自由》以后得空再说，不过大旨相同）。
1、“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韩寒认为，革命对于东方国家“未必是好的选择”，理由有二：第一、革命一般以反腐诉求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第二、“‘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先说他的理由。首先，反腐诉求坚持不远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所谓腐败就是权力的不公正，而反腐其实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的诉求，过去我们指望明君圣贤，这是道德反腐，今天我们觉得不太可靠，所以希望自己参与进去，也就是使每一个人在社会权力运行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制度反腐。从道德反腐到制度反腐显示了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张扬。所以我以为只要权力还有谋取私利的能力，反腐就一直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