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前空姐遇害案中可以看出，是由受害人叫车，犯罪嫌疑人刘某接单送客，黄海波认为，两者之间未必存在相同出行线路；如果滴滴平台上的顺风车服务在细节上没有按法律法规执行，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认定其为“私人合乘小客车”。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谈道，首先应明确，顺风车平台不承担承运人责任，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滴滴平台自身的定位有点尴尬，作为信息撮合平台，滴滴收取了一定的信息服务费，具有较强的盈利性；另外，很多地方还未制定顺风车管理细则，导致平台在顺风车业务上没有审人和审车的标准，有些平台甚至自行决定顺风车的次数和定价，易游走在非法运营的边缘。
“对此，首先地方监管部门要尽快制定顺风车管理细则；其次，平台自身定位要进行转变，要特别强调顺风车的公益属性，建议把顺风车业务从一体化出行平台中拆分出来，使具有营运属性的业务整合在一起，非营运属性的业务独立运行。”顾大松认为。
记者注意到，已有地方政策对此作出规定。2017年12月，济南市正式发布《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指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备案的合乘信息服务平台所提供下载的合乘软件应当与巡游车、网约车软件功能分别设置，后台数据分开，并实行实名注册，提供在线合乘服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纠纷解决方式、合乘计费标准。
落实数据接入存诸多障碍
记者注意到，为提高网约车行业监管效能，交通运输部于2月26日印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明确提出，网约车平台自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应于次日零时向部级平台传输相关基础静态信息以及订单信息、经营信息、定位信息、服务质量信息等运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