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
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