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