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