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