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