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
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