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事业的扩展，慈济形成所谓的慈善、医疗、教育和人文“四大志业”。证严法师日渐显露出惊人感召力，这在环保站的设立上可窥一斑。1990年8月23日，她应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之邀，于台中新民商工连续演讲三天，演讲结束后说：“请大家把鼓掌的双手，用在捡垃圾、扫街道、做资源回收，让我们这片土地变成净土；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一呼百应，慈济由是先于政府开启了台湾资源回收工作的先声。
而慈济奠定其在台湾乃至华人界无与伦比的美誉度基础，是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地震之后。惊人的速度、效率、纪律、动员能力和奉献精神，让整个台湾为之瞠目。这之后，慈济在众人的心目中，由一个做慈善的佛教团体变为有着佛教精神的慈善团体。
慈济下设的基金会每年募得大量善款，慈济志工个人赈灾的成本花费并不动用基金会款项。在财务上，除政府及会计师查核监督外，慈济也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措施，在政府的评鉴中，属“绩优”。“蒋经国当年来慈济时，看账务清晰，还号召公务员学习。”慈济新闻发言人何日生说，哈佛大学的学者在调研时也曾问过财务是否出过问题，“但真的还没有发生过问题。”何日生表示，慈济采用的是集体决策的模式，不是执行长一个人说了算，不计报酬的资深志工组成的核心层亦具制衡监督作用。“没有精神，再严密的制度都会有漏洞。”而慈济，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佛教精神在整个团体中的型塑功能。
佛光山亦然。星云法师以身作则，在1980年代退休，以选举的方式，将传统的世代交替转变为制度性的领袖传承。其他如组织架构、运作等方面，均有适应时代的变革。但佛教精神，并未被遗落。在佛学院的教育、早晚课的诵经礼拜、禅堂的止静与跑香乃至斋堂用餐时的行止上，古制的仪轨仍清晰可辨。在交流中，佛光山的法师均不喜欢“佛教世俗化”的表述，而更愿用“生活化”一词，“不要染污，不忘初心”。1997年5月17日，为了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佛光山曾“封山”至2001年元旦，其间仅农历大年初一至元宵节开放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