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元稹受白居易影响甚大。贬官（“左转”）虽可能是元稹诗风转变的契机，但如果没有白居易命小弟所赠新诗20首的刺激，元稹关注现实并“感时发愤”的激情不可能在瞬间爆发，更不可能在贬官路上就一下子写出与此前立意、措辞完全不同的、长达“五六千言”的“言有为，章有旨”之作。可以说，元稹这个有才气又有纨绔气、曾写出《长恨歌传》的中唐名士，如果没有和白居易结交，没有白居易新乐府的刺激，没有后来和白居易的唱和，其思想境界可能很难到达晚年的高度。
但元稹也对白居易有促进作用。在新乐府运动中，元稹不仅应和了李绅，是新乐府最早摹仿者之一，而且也通过与白居易的反复唱和，对运动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说：“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优歌行。”其下自注云：“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可知，白居易一方面对元稹向自己学习、改变诗风状况表示由衷高兴，一方面又不断自我表扬，强调元稹进步是自己促成、引领的，另一方面，对元稹之多产——也许担心超过自己——多少又有些苦恼。古代文人积习，既可笑又可爱，什么时候也改不了。但这也说明，元稹确实善于摹仿，而且多产。善于摹仿使新乐府运动获得一个新锐作家，多产则使新乐府作品四处传扬开来。
元稹新乐府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有一定新颖度、尖锐度和深度。由此，世称“元白”。其《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都是名篇。但从骨子里讲，元稹毕竟软弱，对现实揭露和批判总不能像白居易那样大胆、那样旗帜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