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经常面对案前盈箱谏纸，思考谏官的责任，为做不好而惭愧。同时，白居易开始创作讽谕诗，试图以委婉方式达到劝谏目的。元和10年（815）12月，白居易在江洲写下《与元九书》。其中有如下句子：“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这段话，把写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秦中吟》大部分篇幅，是在此动机下完成的，《新乐府》也一样。这两组诗，从今天眼光看，确实是白氏诗之佼佼者。
白居易还认为，新乐府应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使命，必须为时事而发。他拿植物作比喻说，情感是诗之根，语言是诗歌的苗，声音是诗之花，内蕴才是诗之果实。在中央大一统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白居易作为一名渺小谏官，相当于花瓶，很难发挥作用。但白居易有这份心思，而且也确实写出了许多批评时事之诗，应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不管怎么说，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都比起韩愈对古文运动要好。最起码，白居易没有自比孔孟，没有宣扬奴才主义的“臣罪当诛”说，没有言行不一。
如前所述，除李绅、白居易外，还有一些作家如元稹、张籍、王建等，也对新乐府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他们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唱和，扩大了新乐府的阵地和使用范围。在这些作家中，元稹尤其值得注意。白居易《和答诗序》曾说：“五年（元和5年，即810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转为江陵士曹掾。予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凡二十章。率有比兴，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微之至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至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予于友人樊宗师等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思之，岂予所举之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时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