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最早创制新乐府的，应该是李绅和白居易。
元和4年（809），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乐府新题》20首。对此，元稹摹仿其作，应和了12首。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序》云：“予友李公垂，赠予新题乐府20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之意）。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12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元稹的12首应和诗中，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伎》、《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等。据此可知，元稹所使用的12个题目，都是李绅原来的诗题。在有的诗题下，元稹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所写的小传。例如，《阴山道》题下，元稹注云：“李传云：
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
这说明，李绅“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某些时事所发的。但元稹“新题乐府诗”的价值，却要打一定的折扣。这不仅是因为元稹的诗是应和的而不是首创的，也就是说，不是真心想揭示现实丑陋，而可能只是看到了李绅诗题新鲜而起意摹仿的；还因为元稹的创作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谄媚的，或者说，是用对小事的揭露来表达对皇帝口头上的忠心。元稹所谓“理世而君盛圣”，所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等，也可能是一种语言策略，但听起来和今天某些无良学者笔下那些无谓的赞词一样，都是吹捧性的。其目的很难说，但客观效果却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