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同年2月，元稹被任命为监察御史。3月1日
，又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由如上概述可知，（1）元稹应和李绅《乐府新题》时间，当在本年3月以前。（2）元稹对皇帝的吹捧收到了实效。
李绅原诗已遗失，从元稹之应和诗看，仅能窥知原题目而已，余不详。
几乎与李绅“新题乐府”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
从诗下自注看，白居易《新乐府》也是元和4年担任左拾遗时所作的。在这一组诗的《序》中，白居易说明了创作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经，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新乐府》50首全用七言歌行。每篇之下标明题旨。如，《七德舞》是“美拨乱，陈王业也”；《法曲》是“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是“戒色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是“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是“戒边功也”；《杜陵叟》是“伤农夫之困也”；《缭绫》是“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是“苦宫市也”；等等。《新乐府》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反对边功到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到宫内，白居易把凡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部作了批判。与元稹相比，白居易写作《新乐府》也有“为君”的动机。这是其相同点。但不同之处有二：（1）白居易是真心想抨击时事而不纯粹是为了“应和”；（2）白居易没有在“诗序”或“诗下自注”中，直接用“盛世”“圣君”来肉麻地予以谄媚；（3）白居易新乐府不一定被官府采纳并谱曲歌唱，但其写作初衷，却是希望被传唱的。
